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根據戰(zhàn)爭形勢的變化，對戰(zhàn)略方向進行了多次調整，最終才做出“落腳陜北”的戰(zhàn)略決策。這里說的戰(zhàn)略方向，或稱戰(zhàn)略方針、戰(zhàn)略目標，也可以稱進軍方向。這里以遵義會議、懋功會師為分界點，對其間戰(zhàn)略方向的重要調整情況進行梳理和分析。

■遵義會議以前的幾次戰(zhàn)略方向調整

中央紅軍西征突圍時的戰(zhàn)略方向是到湘西，與在那里的紅二、六軍團會合。這可以視為第一次確定的戰(zhàn)略方向。

第二次是通道轉兵。中央紅軍西征突圍過敵人第一、二、三道封鎖線時，因同“南天王”陳濟棠的粵軍簽了停戰(zhàn)協(xié)議，比較順利。1934年11月底突破湘江沿線第四道封鎖線時，遇到兇猛阻擊，紅軍損失慘重。從西征出發(fā)時的八萬多人銳減到三萬多人。這時紅軍已經失去了到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的先機，陷入了困境。過了老山界，前進到通道地區(qū)時，紅軍得到情報，蔣介石已經識破了中央紅軍前往湘西的戰(zhàn)略意圖，在湖南、貴州集結了五六倍于紅軍的強大兵力，設了四道防線，形成一個大口袋，等紅軍去鉆。洛甫（張聞天）了解戰(zhàn)局變化后即同毛澤東商量解決危局的對策。洛同毛、王（稼祥）一起向周恩來提出：在去湘西的路上老蔣已設重兵，原定前往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先機已失，建議向敵薄弱之貴州進軍，建立川黔邊根據地。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縣城舉行中央領導人緊急會議——通道會議，決定改變原定行動方針，向貴州進軍。中革軍委即于19點30分發(fā)布紅軍于13日入黔的命令。但博古、李德仍然固執(zhí)己見，否定多數(shù)人的決定，重又命令各軍團按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行動。經過斗爭，14日中革軍委重又命令紅軍奪取貴州的黎平、錦平，開辟前進道路。

第三次調整是黎平決策。1934年12月15日，紅軍占領黎平。18日在黎平城內，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戰(zhàn)略方針問題。會上，毛、洛和李、博進行了激烈爭論。毛、洛、王的意見被黎平中央政治局會議接受。會議做出《關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紅軍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張，通過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區(qū)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支持的戰(zhàn)略方針，決定在“川黔邊區(qū)地區(qū)，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qū)”，建立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還作出一項重要決定：召開遵義會議——到遵義地區(qū)后，中央政治局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第四次調整是猴場會議執(zhí)行黎平決策。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草塘）開會。會議批評博古、李德一不過烏江在川黔邊地區(qū)建立革命根據地，二要回頭和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決定強渡烏江，發(fā)布了《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當天，紅軍強渡烏江取得勝利。在以后的行軍路上，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

■遵義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轉折點

第五次是遵義會議決定北渡長江，赤化四川。1935年1月7日凌晨，紅軍先頭部隊襲占遵義，把十幾萬追兵甩在烏江以東和以南，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提供了寶貴的時機。1月15日到17日，召開了遵義會議。1月19日，中央紅軍由遵義地區(qū)北上，向土城方向開進，意在瀘州上游一線北渡長江，以便同紅四方面軍一起實行總的反攻，爭取“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qū)根據地”，赤化四川。沒想到受到川軍頑強抵抗，加之滇軍又集中主力在川滇邊境防堵，紅軍渡江計劃不能實現(xiàn)，乃果斷決定撤出戰(zhàn)斗，西渡赤水河。

第六次是扎西會議作出“回兵黔北”決策。土城戰(zhàn)斗失利后，如不改變原定計劃，勢必在長江邊上腹背受敵，后果不堪設想。于是果斷決定改變戰(zhàn)略方向，放棄在瀘州、宜賓之間渡江入川計劃，利用敵人集中在川南一線，黔北比較空虛的時機，“回兵”黔北，以川滇黔邊境為發(fā)展地區(qū)，爭取在這一廣大地區(qū)創(chuàng)建新的蘇區(qū)根據地。1935年2月7日在扎西境內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回兵黔北”的決策。當天晚上，中革軍委向各軍團首長發(fā)出《關于我軍向川滇黔邊境發(fā)展的指示》，通報了“黨中央和軍委決定”：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fā)展地區(qū)，以戰(zhàn)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的方針；并命令各軍團迅速擺脫四川追敵，改向川滇邊的扎西（云南威信縣縣城）地區(qū)集中。這一戰(zhàn)略方向的改變，為紅軍脫離當時的艱險處境爭得了主動。

第七次是會理會議決定繼續(xù)北進。中央紅軍在毛澤東軍事指揮下經過1935年2、3月四渡赤水，5月?lián)尪山鹕辰膭倮?，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實現(xiàn)了遵義會議確定的渡江北上的戰(zhàn)略目標。5月12日，在會理城外的鐵場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肯定從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是正確的，批評了懷疑或反對機動作戰(zhàn)方針的錯誤認識和動搖情緒。會議討論了渡過金沙江后的行動方針，決定紅軍沿著通往西昌的大道繼續(xù)北進，在川西或川西北創(chuàng)建根據地。

第八次是禮州會議決定進入川西北同紅四方面軍會合。1935年5月19日，在西昌城北數(shù)十里的禮州附近鐵坑，洛甫主持中央會議，討論行軍路線。鑒于西昌有敵軍固守，會議決定放棄原定圍攻西昌計劃，改為取道冕寧，過彝族區(qū)域，到安順場渡大渡河，進入川西北，同紅四方面軍會合。按會議決定，成立了中央紅軍先遣隊。進入大涼山彝族區(qū)后，司令員劉伯承和沽基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紅軍部隊安全通過彝族區(qū)，到達安順場，強渡了大渡河。

第九次是瀘定會議決定走雪山一線。1935年5月13日到達瀘定縣城后，洛甫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紅軍渡過大渡河后的形勢與任務。決定向北走雪山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qū)。紅軍部隊在向雅安前進途中，得知有川軍扼守高地，居高臨下等待紅軍。乃決定改變方向，折向東北前往天全河邊。這一改變，紅軍的行軍路線就由大道轉入山間小路，并第一次翻越四季積雪的高山。6月7日占天全，8日占蘆山。繼續(xù)前進，翻越了夾金山。6月12日，紅一方面軍的先頭部隊與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會師。遵義會議決定的中央紅軍“渡過長江直接與紅四方面軍配合作戰(zhàn)”的方針終于實現(xiàn)。

■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的戰(zhàn)略方針的變化

第十次是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戰(zhàn)略方針的爭論。根據當時所處的地理情況和政治軍事形勢，黨中央確定的方針是北進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進而占領川陜甘。張國燾主張西進西康、青海、新疆，到“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區(qū)域發(fā)展，或者向南，“直取成都，出長江，打到武漢去”。兩種方針存在嚴重分歧。毛、洛、周、朱等，通過電報往來，同張國燾磋商，耐心交換意見。張國燾全不考慮中央方針，堅持他的西進或南下方針。

第十一次是兩河口會議決定建立川陜甘蘇區(qū)根據地。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兩河口一座藏傳佛寺里召開。會議由洛甫主持。周恩來作目前戰(zhàn)略方針的報告。張國燾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作出《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zhàn)略方針的決定》。會議確定：“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我們的戰(zhàn)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zhàn)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chuàng)造川陜甘蘇區(qū)根據地。”“為了實現(xiàn)這一戰(zhàn)略方針，在戰(zhàn)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qū)，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可是，張國燾并不執(zhí)行會議決定。以后又經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多次討論，張國燾仍按兵不動，不執(zhí)行北上東出方針，以至貽誤了戰(zhàn)機。

第十二次是張國燾企圖危害中央事件發(fā)生后，兩個方面軍分開，中央紅軍縮編為陜甘支隊先行北上。張國燾不僅不執(zhí)行中央命令，還于9月9日密電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葉劍英察覺報毛澤東。毛即與洛、博到周、王治病住地，舉行常委會緊急會議，決定黨中央同四方面軍暫時分離，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速出甘南。9月10日脫離險境。9月12日，洛甫在俄界（今甘肅省迭部縣高吉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會議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會議決定將北上紅軍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9月13日，陜甘支隊離開俄界，迅速北上。9月17日，奪取了天險臘子口，打開了主力紅軍北進甘南的通道。

第十三次確定落腳陜北。1935年9月18日，紅軍先頭部隊進駐沒有國民黨軍守備的甘南小鎮(zhèn)哈達鋪（今屬甘肅省宕昌縣）。毛、洛、周、博等翻越岷山，于20日到達。當天，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后，毛、洛、博等讀到一批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大公報》。這些報紙大多是兩天前先頭部隊進入哈達鋪時從當?shù)剜]局得到的。另外，紅軍偵察連在軍閥魯大昌部的一個少校軍官的行李中也繳獲了幾份報紙。聶榮臻即送給了葉劍英。葉劍英即找紅軍總政治部白區(qū)工作部部長賈拓夫來核實情況。賈曾任中共陜西省委秘書長。賈看過報紙后很高興，向葉談了陜北紅軍活動的情況。葉即把這些報紙拿給彭德懷。彭看后即帶著報紙找到毛澤東。毛、洛、博翻讀報紙，真是喜出望外。他們從報紙上登載的消息確切地知道：陜北仍然有紅軍！有游擊隊！仍然有蘇區(qū)根據地！而且比原來有很大的發(fā)展！這對于經過萬水千山，最終從險境中沖出來的這支八千人的紅軍隊伍來說，其欣喜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那么，到陜北落腳，在那里建立根據地——作出這個決定，便水到渠成！

9月22日，洛甫寫下一篇“讀報筆記”，題為《發(fā)展著的陜甘蘇維埃革命運動》，將天津《大公報》上所披露的陜北蘇區(qū)根據地和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等情況摘引并加以分析，在此基礎上表達了中央紅軍前往陜北落腳的意向。洛甫認為：“紅軍與赤色游擊隊在陜甘兩省內正在普遍地發(fā)展著”，“我們中國工農紅軍主力之一部，已經開始進入甘南的重要地區(qū)”。據此，他提出陜甘支隊前進的方向和任務：“響應著陜甘紅軍和赤色游擊隊的活動”，“同二十五、二十六軍及通南巴游擊區(qū)取得配合，協(xié)同動作及匯合，并給在這個地區(qū)中開展著的游擊運動以幫助、組織、領導”，完成8月20日毛兒蓋會議決定提出的任務——“聯(lián)系存在于陜甘邊之蘇維埃游擊區(qū)域成為一片之蘇區(qū)”。

1935年9月27日，洛甫在通渭縣榜羅鎮(zhèn)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當前形勢。會議認為應該改變俄界會議確定的行動方針，并正式決定到陜北去，在陜北保衛(wèi)和擴大革命根據地，以陜北蘇區(qū)來領導全國革命。由此，中央紅軍落腳陜北，陜北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民族解放斗爭的中心。9月22日下午毛澤東在陜甘支隊團以上干部會上講話，宣布黨中央關于挺進陜北的行動方針。他指出：紅軍要抗日，“首先要到陜北去”。博古也根據報載材料寫了《陜甘蘇維埃運動的發(fā)展和我們支隊的任務》一文，提出把發(fā)展著的陜西蘇維埃運動轉變?yōu)殪柟痰奶K維埃根據地，是“我們支隊的戰(zhàn)略目標”。洛甫和博古的文章同時登在9月28日剛剛恢復出版的《前進報》第三期上。這兩篇文章傳遞并解釋了中央落腳陜北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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